当下继之换了衣冠，再到书房里，取了知启道：“这回只怕是他的运气到了。我本来打算明日再去，可巧他来请，一定是单见的，更容易说话了。”说罢，又叫高升将那一份知启先送回去，然后出门上轿去了。
	　　我左右闲着没事，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望望。谁知我伯母病了，伯父正在那里纳闷，少不免到上房去问病。坐了一会，看着大家都是无精打彩的，我就辞了出来。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贴招纸，那招纸只有一寸来宽，五六寸长，上面写着“张大仙有求必应”七个字，歪歪的贴在墙上。我问贴招纸的道：“这张大仙是甚么菩萨？在哪里呢？”那人对我笑了一笑，并不言语。我心中不觉暗暗称奇。只见他走到十字街口，又贴上一张，也是歪的。我不便再问他，一径走了回去。
	　　继之却等到下午才回来，已经换上便衣了。我问道：“方伯那里有甚么事呢？”继之道：“说也奇怪，我正要求他写捐，不料他今天请我，也是叫我写捐，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今天可谓交易而退了。”说到这里，跟去的底下人送进帖袋来，继之在里面抽出一本捐册来，交给我看。我翻开看时，那知启也夹在里面，藩台已经写上了二十五两，这五字却象是涂改过的。我道：“怎么写这几个字，也错了一个？”继之道：“不是错的，先是写了二十四两，后来检出一张二十五两的票子来，说是就把这个给了他罢，所以又把那‘四’字改做‘五’字。”我道：“藩台也只送得这点，怪不得大哥送一百两，说不能写在知启上了，写了上去，岂不是要压倒藩台了么？”继之道：“不是这等说，这也没有甚么压倒不压倒，

看各人的交情罢了。其实我同陈仲眉并没有大不了的交情，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但是写了上去，叫别人见了，以为我举动阔绰，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班打抽丰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么？说也好笑，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来的一包东西，打开看时，却是两方青田石的图书，刻上了我的名号。一张白折扇面，一面画的是没神没彩的两笔花卉，一面是写上几个怪字，都是写的我的上款。最奇怪的是称我做‘夫子大人’。还有一封信，那信上说了许多景仰感激的话，信末是写着‘门生张超顿首’六个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从哪里得着这么一个门生，连我也不知道，只好不理他。不多几天，他又来了一封信，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话，我也不曾在意。后来又来了一封信，诉说读书困苦，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势的，封了八元银寄给他，顺便也写个信问他为甚这等称呼。谁知他这回却连回信也没有了，你道奇怪不奇怪？今年同文述农谈起，原来述农认得这个人，他的名字是没有一定的，是一个读书人当中的无赖，终年在外头靠打把势过日子的。前年冬季，上海格致书院的课题是这里方伯出的，齐了卷寄来之后，方伯交给我看，我将他的卷子取了超等第二。我也忘记了他卷上是个甚么名字了。自从取了他超等之后，他就改了名字，叫做‘张超’。然而我总不明白他，为甚这么神通广大，怎样知道是我看的卷，就自己愿列门墙，叫起我老师来？”我道：“这个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脸的了！”继之叹道：“脸是不要的了，然而据我看来，他还算是好的，总算不曾下流到十分。你不知道现在的读书人，专习下流的不知多少呢！”
	　　说话时我翻开那本捐册来看，上面粘着一张红单帖，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