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
	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
	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
	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
	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
	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
	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
	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
	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
	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

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
	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
	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
	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
	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
	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
	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
	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
	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取法其设幻的种种大胆
	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
	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