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艺术

荷拉斯兄弟之誓

作者:雅达-路易·达维德(巴黎卢浮宫)

  • 荷拉斯兄弟之誓 • 雅达-路易·达维德

布油彩 330x425cm (绘画)

  1782年,巴黎重新上演大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年)1640年创作的悲剧《贺拉斯》。故事写的是罗马城和阿尔贝城之间发生战争,双方谈判各选三位勇士进行决战以定胜负。罗马城选了贺拉斯三兄弟,阿尔贝城推举了古里亚斯三兄弟,他们之间是亲缘关系,贺拉斯兄弟中老大娶古里亚斯兄弟的姐姐为妻;而古里亚斯兄弟中老三是贺拉斯兄弟的妹妹的未婚夫。这两对三兄弟之间的决战面临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和选择,结果是国家利益至上,大义灭亲,罗马城取得最后的胜利。达维德决定创作一幅以贺拉斯为题材的油画来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和艺术思想。他为了发掘主题、深化艺术构思,深入体验古罗马时代的生活,他要求法国政府准许他回罗马去完成这幅作品。1784年他来到罗马,用了1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英雄主题的杰作。画面所描绘的是贺拉斯三兄弟向代表罗马王的父亲老贺拉斯宣誓效忠祖国的庄严场面。构图以老贺拉斯为中心,其他人物分列两边成视觉对称式均衡。老贺拉斯高举宝剑,三个儿子伸出有力的手臂作接纳状,人们手脚相对;在老人身后是一组陷入悲痛的女子,她们低首相依、无可奈何。人物的动势和组合都以直线和金字塔式构成,造成视觉上的单纯、沉着、稳定和强健的冲击力,全部人物被置于罗马圆柱式建筑大厅,这更增加了画面庄严神圣的气氛。画家精心选择了英雄出征前的宣誓和妻儿哭泣的情节,造成一种戏剧性的精神对比,形象地告诉人们:女人的眼泪也不能动摇英雄们尽忠报国的决心。达维德为了强调这个瞬间情节,着重加强了人物的形象表现力,集中刻画贺拉斯三兄弟的强健体魄、坚毅面貌、宽大步伐和伸向前方的手势,鲜明地揭示了三兄弟的英勇气概。女人们的情态是一组不可缺少的陪衬,她们的悲痛更加烘托出画面的悲壮气氛。作为画面中心人物的老贺拉斯,他是国和家的象征,他的庄严举止制约着三个儿子的行为,指示着他们履行国民的神圣义务、报效祖国。画家在人物造型上使用雕刻手法,形象坚实有力,重视素描的体积感,设色很单纯,可与雕刻相媲美。人物的背景建筑采用多立克柱式和厚重朴实的拱门,简单沉着、稳定、不可动摇,在精神和形式方面与前景人物相呼应,并突出主体人物。这幅画虽然是达维德早期作品,但表现出他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已逐渐成熟。当这幅英雄主题的作品在罗马问世时,立刻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赞美,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最好的代表作品。不久达维德回巴黎参加了1785年举办的沙龙展览,获得了革命热情高涨的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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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雅达-路易·达维德(法国)

  雅达-路易·达维德(1748-1825年),法国人。 
  雅克·路易·达维德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五金商家庭,10岁时父亲过世,由皇家砖瓦匠的叔父抚养,酷爱绘画的达维德在亲友帮助下被送到布歇那里学画,布歇发现达维德的气质与自己的罗可可风格不一致,就将他转到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门下。达维德并不是天才,他个性沉默寡言,喜欢思考,不太合群,缺少典雅,使人感到少年老成,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刻苦精神,认真地学习过普桑、布歇、格勒兹和卡拉瓦乔。23岁的达维德第一次参加罗马奖考试,考题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战神马尔斯的战斗,艺术风格基本上是模仿罗可可风格,但是人物形象情绪激烈、步伐沉重,因此画面很不协调而落选,直到27岁达维德历经3次失败后才获得罗马奖赴罗马留学。他在罗马学习期间为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遗迹所感动,产生了研究和学习的浓厚兴趣,他下决心暂时不搞艺术创作,专心钻研希腊罗马雕刻,认真画了4年的素描,32岁时曾带着一幅素描稿《帕脱克卢斯的葬仪》回巴黎沙龙展出。在接受古代艺术影响的同时,达维德在思想政治上也受到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潜移默化,滋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热情。后来他竭力想借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样式,传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达维德最初的创作都是从古希腊罗马的传说和艺术中寻求美的源泉和理想,把古代英雄的品德和艺术样式视为审美的最高标准。他曾说过,古代是当代画家的学校,它是当代画家艺术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后来由于接触到一些反封建的革命党人,如雅各宾党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等,他在政治思想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从这时起达维德就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艺术为反封建斗争服务,逐渐走进现实主义潮流。他说过:“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从此,达维德把艺术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使用,作为战士登上了画坛和政坛。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贺拉斯兄弟宣誓》。如果说罗可可艺术是路易十五时代为适应快要上断头台的没落贵族阶级的空虚心灵的需要,那达维德的艺术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大革命服务的。达维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探索艺术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比启蒙思潮下的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地描绘了时代的革命斗争现实,他借历史题材揭示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与新的社会风尚的革命思想。当大革命的风暴到来时,达维德不仅仅是画家,他还作为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他被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成为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并以国民教育委员的身份从事大量的革命艺术活动。他公开倡导艺术必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在大革命中,达维德根据国民议会的建议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革命时代特征的肖像画,其中最杰出的是《马拉之死》。1794年是达维德艺术生涯中最光辉的年月,他的艺术充满了时代革命气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并将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和现实的时代生活相结合,成为一位革命艺术家。但是随着“热月党”政变,雅各宾党政权被推翻,达维德被捕入狱,出狱后看到国家发生的变化令他触目惊心。革命的理想破灭了,整个社会陷于黑暗恐怖的深渊,这使达维德心灰意冷,又无能为力。从此在创作上他放弃了现实的题材,又沉浸在对古代社会的向往之中,再也没有画过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品。他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情绪非常消沉,艺术生命也面临枯竭。这时的画家期望和平,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了《萨宾妇女》。我们从达维德的经历和艺术生涯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一旦脱离时代和人民大众,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达维德给后辈的艺术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曾说过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至今对我们艺术创造仍有教育意义,他说:“绘画不是技巧,技巧不能构成画家。”他还说:“拿调色板的不一定是画家,拿调色板的手必须服从头脑”。这些都成为画家的箴言。当拿破仑夺取政权建立帝制以后,达维德又为拿破仑服务,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反映拿破仑的英雄业绩和形象的作品。1816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将曾对处死路易十六投赞成票的达维德驱逐,他被迫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最终客死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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