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视得君权太重，故把民权视得太轻。任是说什么吊民伐罪，定国安民，什么顺天应人，逆取顺守，只是稀罕这个大位；道是身居九五，玉食万方，也不计涂炭生灵，以博一人之侥幸；故争城争地，杀人盈城，流血成海，也没一些儿计到国民幸福。究竟为着什么来？你看一部二十一史，不过是替历朝君主争长争雄，弄成一部脓血的历史。因为看得君位太过尊荣，就引出那些枭雄。道什么成王败寇，日日兴兵，既得称王，又欲称帝。历观往史，那里还说得许多？甚的说其国愈大，其君愈尊，就引动外人垂涎着我们中国的帝位。如五胡割晋，沙陀寇唐，金元夺宋，竟酿成种种的惨事来了。
	　　俗语说得好，家中无鬼万年安。一家如此，何况一国！若不是那些汉奸贪荣忘国，任是外人有百万雄兵，千员勇将，那里便能割裂我们的国家？可知是做百姓的只图苟安，做官吏的只贪富贵，统通没有爱国的感情，自然酿成亡国的惨祸了。从这样看来，又觉中国学者那些说话亦有些合理的。说忠臣要忠于人君，却与忠臣要忠于国家本有些不同，但人人能懂得忠于人君，亦断不至背本忘恩，贪恋尊荣，致引外人作贻祸宗邦的事了。
	　　说书人说到这里，也省起一个人来。那人不是别人，就是姓吴唤做三桂，表字长白，本贯山东高邮人氏。自先祖贩马为业，往来辽东海盖之间，遂寄籍为辽东人。他父亲名唤吴襄，表字赞墀。生有勇力，受知于镇东将军李成梁，以吴襄善能相马，委以购办战马一差，以功保升千总。及经略大臣杨镐以雄兵二十万代满洲，大兵溃于抚顺，人马俱尽。时吴襄从征，于兵败后劫回满洲战马三百

匹。故抚顺之战，诸将皆有罪，惟吴襄独以功荐升副将。时明末诸臣大夫日惟偷安旦夕，以为天下无事。凡武将指陈边事，都道武官只好勇斗狠，危言耸听，以博功名，故朝议多不留意边事。吴襄又曾寄籍辽东，故所有文臣都睥睨他，象不是中国人一样。吴襄自以官位尚卑，也不与计较，惟倍加谨慎而已。
	　　那时吴三桂已二十有余，吴襄自以日受同僚揶揄，不过文臣视轻武员之故，遂谓吴三桂道：“为父幼不读书，只以勇力，且蒙将军李成梁受知于相马。自李将军殁后，好象冰山已倒一般。若非朝廷明见，此官已不能自保。吾儿不宜承习父业，宜弃武就文，或得奋志云霄，不致受揶揄于懦夫之口。”
	　　吴三桂听了，笑道：“父言差矣！方今国家多事，文臣不识时务，只欺饰朝廷，如燕巢危幕，自图苟安，设有变乱，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吾父任他揶揄，休要与他计较。他日时来运至，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
	　　吴襄见儿子如此说法，觉实有道理，且亦志气不凡，心中甚为欢悦。吴三桂自此益练习弓马，讲求战术。及崇祯帝即位，知道国家危难已伏在萧墙，遂决意奖励武功，乃拔吴襄为提督京营，复命大宗伯董其昌典录武科。黄诏既下，各路武夫都纷纷赴试。吴三桂时已弓马娴熟，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那时听得董其昌考拔武科，便慨然叹道：“此吾脱颖时矣。今天下有变，乘此时以取功名，一来可以宣力国家，二来亦可以继承父业。”便告知父亲吴襄，往应武举。
	　　时董其昌在朝，知道国事已非，选拔武员实关紧要。那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