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提出的上述三个重大的、尖锐的社会问题，蒲松龄以前以后的哲学家、思
	想家也看到了，特别是他以后的小说家也看到了，而且一步一步看得更深更透。思想家同小
	说家不期而遇地共同地注意到这些问题，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
	解剖着这个封建社会晚期的腐烂特征，探索着向何处去。这不是思想家小说家的异想天开，
	而是社会的客观发展在他们头脑中直接的或曲折的反映，至于反映的程度如何，当作具体的
	分析。但是作为一种带有共同性的探索性的思想潮流，那就有它的开拓者和继起者。而在小
	说领域里，这个开拓者应该是写文言小说的蒲松龄，继起者则是写白话长篇小说的吴敬梓和
	曹雪芹。这是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思想潮流方面的合流，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所以说单纯
	的认为《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不够全面，道理也在这里。
	对于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看他对人类的贡献，不是要求他能达到他以后的人所能达到
	的水平，而是看他比以前的人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尽管后来的人对这些问题认识会越来越
	深刻全面，却不能以此来责备他的“局限性”。我觉得对蒲松龄

在《聊斋志异》（暂不涉及
	他另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上的复杂性或矛盾，既应该与他之前的小说家比较，也应该
	和他以后的小说家比较，把他当作一个中间环节，或者说是个过渡阶段，那就可能更符合实
	际地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蒲松龄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是有深刻的观察的，是满怀着愤怒的激情去揭露的，甚
	至在《促织》这样的作品中还敢于对为非作歹的皇帝流露微词，这就比过去的文言小说家勇
	敢多了。可是他的认识更多的是对于中下层官吏的表现，所以他幻想有清官来解民于倒悬。
	《聊斋志异》中不少本来是悲剧而偏偏又出现了虚幻的光明尾巴的作品就是这样形成的。在
	康熙时代，转别是中后期，贪污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施世纶式的“天下第一清官”究竟有
	几个？蒲松龄就看不清，不仅看不清，他自己还一直想作官，这岂不是矛盾？我不相信蒲松
	龄作了官就一定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因为他对荣华富贵是有幻想的，这和作清官又是矛盾
	的。比蒲松龄的生活稍微好的人不少，比他生活苦的当更多，但是他们却未必都去思考这些
	社会问题，在“盛世”下“乐天知命”安心当顺民的大有人在。